河南济源村民罢免村主任难产 政府门前遭摔相机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0年4月6日消息，本工作室曾多次关注了河南省济源市北海办事处纸坊村征地及村民集体要求罢免村主任的情况。今天上午，当一批纸坊村 民来到北海办事处要求启动罢免纸坊村主任程序并交涉相关问题时，北海办事处一官员竟将村民代表的摄像机摔坏。
    
    宋玉祥说，上午他们村有一、二十名村民来到了北海办事处。村民们说，他们对纸坊村村主任的罢免要求2009年8月就提出来了，至今已逾数月。可官 方至今未启动罢免程序，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回复都没有。同时，村民还向北海办事处谈到了征地等事宜。
    
    在交涉的过程中，当宋玉祥拿出摄相机对现场情况进行拍录时，北海办事处一名王姓副主任突然过来将其摄相机夺走并摔在地上，摄相机当时就摔坏了，此 举引起了现场村民极大的不满。
    
    到上午十点多，北海办事处调来了当地派出所多名警察，村民们则拒绝离开，双方僵持在那儿。
    
    附：罢免书
    
    尊敬的市领导，您好：
     济源市纸坊村位于市区中心地带，人口不足八百人，土地紧缺，该村主要收入靠出租土地及出租门面房为主，年均收入约近百万余元，然而村主任靳某上任近10多 年来，从未公开村务、财务、及村内重大事宜。如低保、商品楼租赁等经济问题，私自以权谋私，签订各种违背村民集体利益的合同协议，如2001年9月18日 与济源市人民医院签订的合同，8年来没有执行合同内容，村内的账目更是鱼目混珠，村里某些干部常年吃着国家低保，作为村主任更是不去带领村民走致富道路， 而是自己独揽专权，一手遮天，十多年来未召开过村民代表大会，严重挑衅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2009年8月份以来，北海区纸坊村具有选举权过半的村民联名要求罢免村主任靳某。10月13日通过济源市民政局将有关罢免村长理由书面材料送达村主任靳 某，然而时隔100余天，村主任并未启动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而告诫村民：想上那告上那告。村民求助济源市北海办事处，办事处以调查、核实为由继续推诿罢 免程序。村民将此事反映至济源市民政局民权科，然而民政局方回复更是离谱，回称正在督促或与北海办事处结合。试问从2009年8月分村民要求罢免时至将 200余天的时间还不够充足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第十六条规定：本村有五分之一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委会成员之规定的原则。纸坊村民依照相关规定逐一向上级反 映，然而北海办事处，济源市民政局，以各种理由推诿调查不启动罢免程序，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猫腻。望贵领导在百忙之中给予关注：济源市北海区纸坊村民要求 罢免村主任一事。
    
    济源市纸坊村民呈上
    村民联名罢免签字附后
    
    日期:2010-1-19

全国人大官员:竞选会把选举变成有钱人的事

一句话点评：该人的问答充分暴露了共产党操作和控制人大代表选举的部分细节和思路。

 

2010-03-1902:34:00　来源:新京报(北京)

核心提示：日前，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选举法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日前受访时表示选举制度应由人们达成共识，西方国家的竞选会把选举变成有钱人的事。李飞说，我们注重实质民主，实质民主和形式民主应当高度统一。

新京报3月19日报道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选举法的决定。此次修改，中国实现了选举的普遍、平等、直接与间接相结合以及秘密四个选举基本原则。

放眼世界，中外选举有何区别?各国又是如何实现四个原则的?全程参与此次选举法修改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曾多次赴国外考察选举制度，他认为，选举制度对于不同的国家，都是依据各自的国情制定的，而不同国家之间的选举制度，难以有完全相同的模式。

选举制度应由人们达成共识

就国家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大家达成共识、能够接受的，并认为是进步的，就是适合他们国家的选举制度和政治体制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世界各国不同的选举制度?

李飞：大体上看，即便社会性质相同，价值理念相同、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但由于政治体制不一样，选举制度也是有区别的。

很多国家实行的是议会内阁制，先选出议会，占议会席位多数的党来组阁，英国、日本都是这样。另一种就是美国的总统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第三种就是法国的半总统半议会内阁制。国家的政体不同，选举制度的内容和选举办法也就不同。

实行两院制的国家，在选举参、众两院议员(上、下两院)时，选举制度既有按选民或人口分配名额全部直选的，也有按地区分配名额非直选的。美国51个州，不管大州小州人口多少，一个州就是2个参议员名额，这是民选的。而像英国的上院到现在里面还有一大批议员是世袭的，实际很多人也不去开会，现在英国也在改革，认为都到现在了，怎么还能世袭。

还有一批国家是一院制的，像英国原来五十多个海外殖民地，后来大部分都独立了，英国人走的时候也想仿照英国的传统实行两院制，但事后，这些国家自己行使主权后根据本国情况有一些又改成一院制。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历史、文化，要形成一个合法的、稳定的政治体制，一定要把自己国家的国民安抚好，他们有相应的政治权利，表达他们的诉求。就国家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大家达成共识、能够接受的，认为是进步的，就是适合他们国家的选举制度和政治体制。

新京报：你们到国外是否考察了他们的选举制度和具体办法?

李飞：我们考察是多方面的，包括他们的选举办法是如何设计的。2000年，我们考察英国的宪政制度改革，当时他们要改革上议院的构成及扩大选举成分，过去上议院是世袭的，现在也想民选，而民选就要设计怎么选。

我们也是大开眼界，它有很多民间的选举制度设计事务所。我们看的两家事务所都有几十年的历史，从学生会的选举、人民团体的选举、社会组织的选举到国家的公职选举，都可以委托他们来设计。

总之，这些选举办法的制度设计，都要服从其国家体制和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还要能够被社会各界所接受。

竞选会把选举变成有钱人的事

西方国家搞竞选，一个基本的条件是必须有资金支撑选举经费，社会上的多数人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和实力

新京报：我国在人大代表选举中为什么不采用竞选的方式?

李飞：我们注重实质民主，实质民主和形式民主应当高度统一。但一个社会从公正、公平角度要更注重实质民主。我们的实质民主是什么呢?就是要保证各个方面、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都有一定的代表进入到国家权力机关里来，不是采用西方国家简单的那种竞选。

西方国家搞竞选，一个基本的条件是必须有资金支撑选举经费，社会上的多数人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和实力。

1986年，我去日本枥木县考察众议院大选，自民党的一位后起之秀本来没有被自民党列为候选人，但他想试试竞选，光竞选事务所就1000平米。当时日本有个说法叫"三上两下"，意思是投入三亿日元还有可能选上，两亿日元肯定选不上，那次他仅试试竞选，就花去了两亿日元。

所以选举能不能保证实质民主，关系到这个国家能不能和谐稳定，我们国家一开始就很注意这点。

新京报：当年为什么把直接选举限定在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呢?

李飞：1953年中国在普遍平等原则下确立了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举制度，乡镇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上级人大代表间接选举。这是因为当时全国有6亿人口，交通不便、文盲率较高，不可能组织全国的直选，即便是省和较大的市直选也做不到。1979年选举法把直接选举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一个县的人口也是不少的，通过在县以下的选区范围内由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选民更熟悉候选人。这次选举法修改，也完善了县乡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

从各国情况看，直接选举、间接选举，都是根据本国具体国情、社会结构、民族、宗教群体等多种情况考虑的，只要符合选举的基本原则，是可以不同的。

新京报：这次修改，增加了一个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每一选民或者代表参加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均不得超过本选区或者选举单位应选代表的名额。怎么理解这个修改。

李飞：1979年修订选举法为了扩大选举民主，引入了差额选举制度。但后来施行中发现，政党或人民团体联合提名候选人，有时一下把候选人数量提足到差额数，致使选民或者代表联名推荐的候选人难以进入候选人名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了这个修改。

比如一个选区应选代表3人，候选人为5人方可组织选举，政党或人民团体联合提名的候选人不能超过3人，剩下的2名候选人就只能由选民或者代表联名提出，这可以更好的保证选民或者代表联名提出候选人权利的实现。

人大代表始终要接受选民监督

在任职期间，选民或原选举单位按照法定程序可以罢免其选出的代表，这是我国选举制度与西方选举制度的一个重要区别

新京报：这次修改，很重要的变化是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李飞：我们国家是以全体人口作为基数来选举代表的。直到现在，城镇化已经将近47%，有条件真正达到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来选。

以后户籍制度改革了，你住在哪，就是哪的居民，只有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城乡差别就更小了。你在哪个地方长期工作、生活，和当地有密切的经济联系、社会联系，就可以在当地参与社会文化事业和国家事务的管理，高级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毕竟还需要一个过程。

新京报：在基层选举中，怎样保证选民的参选热情?

李飞：不少选民希望自己推选出的代表更多地来代表自己，如果不能使自己推选的代表进入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他就会认为我选不选和自己没有直接关系。

为此，修正案提出要完善差额选举的提名，要应选民的要求由选举委员会安排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介绍本人情况，回答选民关切的问题，以便选民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投票选择。

这也有个过程，需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来进一步发挥我们选举制度的优势和作用，能让选民选出的代表在不同的层次代表自己发出声音，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

新京报：对代表履职的不满意，是不是也影响选举的积极性?

李飞：人大代表本应更好地履职，但有的代表把当选代表变成了荣誉职务。除了人大代表自己应具备履职意识外，也看该级人大常委会日常组织代表活动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

新京报：目前好像还没有因为代表履职不力被选民罢免的先例。

李飞：有，南方有个城市出现过基层人大代表被选民罢免的事例。这是因为一个社区选代表时，某个代表承诺了可以代表社区履职，但其后选民认为他没有这样做，所以就罢免了他。

我国的人大代表必须向选民或原选举单位负责。在任职期间，选民或原选举单位按照法定程序可以罢免其选出的代表，这是我国选举制度与西方选举制度的一个重要区别。西方选举出议员，选民是无法在任期内罢免他的。表明我国的人大代表始终要接受其选民和选举单位的监督。当选民有了这个意识，就会对代表提出更高的要求，选民对代表的监督也必然会加强。

(本文来源：新京报作者：杨华云)

关于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十点认识和建议

文章来源：维权网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家立法机关开放言论，就修订《村民委会组织法》广征国事意见，可喜可贺。我们是河南、陕西、四川、甘肃四省的十七位农村公民，有的现任村委主任、有的曾任村委主任、有的多次竞选过村委主任，多年来在推动农村自治方面都作出过在地方上有影响的努力。现在我们把自己多年形成的对乡村自治的感受、认识和建议拣最紧要的提出来，一则供立法参考，二则为农村公民尽忠国事作一存证。

 

一、建议立法时一定要把如何落实法律作为核心内容之一写进去。《村委会组织法》确实存在根本性、原则性的缺陷，但多年面对的最普遍最严重的问题是现有法律得不到落实，得不到政府权威的支持，得不到司法权威的支持。

 

二、没有对农民主要民生权利的法律确定，再好的《村委会组织法》也会被架空。农民的民生权利要么在《村委会组织法》中确定，要么必须同时通过修改其他法律确定。农民的民生权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是农民的土地权利，应当立法确立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至少也应当确立和保护农民永久的土地经营权。此项权利任何机构任何势力都不得干预侵夺。经常被欺世盗名的"公共利益"、"公益事业"必须有严格的定义和民意批准程序。现在的农村土地制度没有明确和保护农民的此项土地权利，多年来侵夺与反侵夺的斗争狼烟滚滚。2是农民的创业权。应当立法保护农民自主创业、自办医疗、自办教育、自办金融、自建房屋、自行整治土地等等的基本权利，取消公权力对这些事项的垄断特权。3是农民为自我服务、自我发展、自我保障 而建立各类自治组织的权利，应当立法保护。如经济合作组织、教育组织、医疗组织、土地管理组织、民团自卫组织。4是应当立法建立和保护国家对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的制度。

 

三、建议立法确定乡村自治组织的主要职能，就是改造我国乡村长期普遍存在的"愚"、"弱"、"贫"、"私"问题。立法推动自治组织对农民进行权利意识的教育，进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民主程序的训练，组织安排国家提供的各类社会保障，支持农民广开门路发展经济，通过组织农民进行公共服务、公共建设工作培养农民的社区团队精神。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法律如果没有农民共同信仰的支持，如果没有乡村精英通过服务公众建功立业的使命感的支持，都是难以支撑的。传统的农民要成长为现代的乡村公民，有权利意识、公共责任意识、创造创业意识、服务他人服务社区服务国家意识，有"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良好公民品质。

 

四、乡村自治组织的主要当选人，应立法确定他们的"组阁"权利，参与"组阁"的成员资格同时可以规定由乡村议事机构审查。应立法确定参选人进行有组织地开展竞选的权利。对竞选资金的筹措也应当有适当的法律规定。

 

五、建议立法保护乡村人才的流动。每个乡村的领袖人才是有限的，户籍制度完全限制了领袖人才在乡村的交流，导致乡村普遍存在几十年由个别豪强把持的严重情况。大家族欺压小家族、豪权势力欺压大多数村民。华西村、大邱庄等众多经济发展起来的村庄，其治理都普遍出现了"土皇帝"、"家天下"的情况，中央都无可奈何。这种状况是无法通过村内选举改变的。废除现有的户籍制度，并通过确定适当的法律程序保护农民有权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择代言人和领导者，是推动乡村民主进步的重要制度。

 

六、建议立法取消农村党支部管理村务的职能。现在农村自治的首要矛盾就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双头行政。至少也应当立法确定2002年中共中央14号文件的办法，把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发展成村党支部书记以缓解矛盾。也建议立法排除乡村自治组织承担的部分政府性质的职能。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时代大都是只管到县一级。政治要清明，农村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政权就不要离农民太近。

 

七、建议对农村乡镇一级政权进行改革。一则必须要通过民主选举组成政权，二则乡镇政权的职能必须限定为支持农民的法定权利，支持农村的经济发展，为农民提供各项法定社会保障，依法组织乡村城镇公共建设。乡镇政权不进行根本改革，乡村自治就很难推行，法律对乡村自治的保护就很难得到落实。政府不干好事就会干坏事，多年来乡镇政权在乡村自治建设方面基本上是没干好事的。

 

八、以上农民的基本权利得到法律保护后，政府干部在农村的各项特权就消除了，农村自治组织的特权也就消除了。任何再成立的农村自治组织，如村委会的职能就只是想法设法为农民服务了。这样那些真正有公心、有才干的乡村领袖人物就会涌现出来，承担管理乡村的责任。乡村选举就从争夺利益、争夺势力转变成了围绕服务农民，竞争民望、竞争才干、竞争业绩了。原来选举中经常出现的各种问题稍加规范就很容易解决了，乡村的管理就变成了非常简单的事了。到底是按照历史上的乡绅管理办法，还是按照许多国家的农会管理办法、社区管理办法、公司管理办法，还是台湾的由民选乡镇政府派员管理的办法，还是村委会管理办法，完全听凭各个地方的农民自愿选择。

 

九、我们认为，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修订草案从基本精神上仍然是错误的，还是在想方设法牢笼农民而不是解放农民。《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堂而皇之的规定都没有能够得到认真执行，而限制农民权利的规定却大大地激活了乡村的豪强恶势力，乡村中有公心、有才干的健康力量长期受到压制。近年来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在本质上还是"惠而不政"的，无法永久性地解决乡村民主建设和乡村发展问题。

 

十、我们呼吁，全国人大在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时，最关键是要诚心正意。参考上述意见，从根本上解放农民、解放乡村，支持农民、支持乡村在自我管理上勇于探索勇于创造。真正适合农民安居乐业、适合乡村和谐发展的路子，都会在不断的探索和创造中浮现出来。到那个时候，全国人大再进一步立法规范，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三十年来中国乡村真正有意义的改革，不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吗？现在最现实、最有效的就是立法支持农民去探索去创造，支持志在乡村的各界人士去探索去创造。甚至中央可以划出一定区域，放手让地方在乡村改革上杀出一条血路来，就像当年办特区一样。

 

只要乡村的创业天地是自由的，许多乡村精英是愿意重新回到乡村的，成千万的大学生是愿意到乡村寻求发展的，成千万的各界人士是愿意到乡村建功立业的。中国乡村的前途是光明的。

 

"村组法"立法调研组

 

二零一零年二月四日

comments of Democracy in action一文的评论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5580832/comments

 

Law@HK wrote:

Feb 25th 2010 5:09 GMT

I am very interested to see what the Economist has said regarding regarding the US mistreatment of Martin Luther King in the 70s and whether they are equally critical to the US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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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denrn wrote:

Feb 25th 2010 11:48 GMT

LAW@HK's comments are the usual fare of the politically inept. If you go to Haretz (Jewish newspaper) you will find some comments that the situation in Gaza is not perfect. The next comment will be a Law@HK clone saying "what about Afganistan' " what about Katrina" etc, etc. It adds nothing to the discussion and avoids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original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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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damu wrote:

Feb 26th 2010 12:41 GMT

The Economist is often highly critical of the US government and system, as anyone who reads the magazine regularly will know. This sometimes enrages people on the US far right, who accuse the Economist of being anti-American (though not so much recently, with a Democrat in the White House). Ring any bells with anyone? I certainly see a parallel in many of the reactions to the Economist's articles abou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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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ycool wrote:

Feb 26th 2010 1:16 GMT

haldenrn,

on the face of it, Law@HK's comment may seem pointless but it's actually a concise way of saying:

It's easy to complain. I, too, can find problems and poke holes in just about anything. It's a lot harder to figure out a solution. What's your solution? What's anybody else's solution to a similar problem? If no one has yet come up with a good solution, 1. why are we being held to an impossible standard, 2. perhaps a satisfactory solution doesn't exist afte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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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ycool wrote:

Feb 26th 2010 1:25 GMT

haldenrn,

I forogt to add:

3. We're unhappy for being scolded when you can't even live up to the standard you hold u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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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r Akeel wrote:

Feb 26th 2010 10:35 GMT

Oh God, here we go again...

The Economist points out (rightly) that China has a sufferage deficit and everyone comes out and either blames America or claims that the US has worse problems.

The Economist rightly takes America to task often for its socio-political deficiencies, and yet you don't see Americans blaming shadowy Chinese Communists for gerryman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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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ab wrote:

Feb 27th 2010 6:19 GMT

This article is superfacial and distorted at best.

Interestingly, a comment by "canadianchinaman" wrote: Feb 27th 2010 5:51 GMT on another currently running Economist article "What are they afraid of" fits the bill far better in my view. I am taking the liberty to post his comment below to share:

Quote---: canadianchinaman wrote: Feb 27th 2010 5:51 GMT

[@bismark111: Firstly I know that corruption exist in China. But unless you are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how do you what is required to become a member. The system is done through closed doors, we don't know what deals are made.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is closed oligarchy, whereas the West is a more open oligarchy. That is the main difference. There are factions that fight for power, just like there is between faction in a Western political party.]

Widespread and blatant corruption by officials. No doubt about it. But at the highest level China has been very blessed in that these leaders have been free of scandal. For this we have to thank the fates that Deng Xiaoping lived just long enough to set the ship of state right. (read my earlier comment on China's leadership succession.)

DXP set by example what good stewardship of the state is. His example is more powerful than any law can confer. DXP selected his successors. So will the current leaders select their successors. Who one's chosen successor is will impact on one's legacy in history. This is no small decision. Thus in China's succession protocol a disaster like George W Bush would never have gone higher than a county headman.

Obama would need twenty more years working through the ranks and prove himself before he can reach the highest office. China does not need charismatic leaders. What she needs is good honest managers who can keep the peace and manage the public purse. The people can do the rest to make China prosperous.

In China's system there is a strange process called Internal Struggle. Singapore's Lee Kuan Yew gave the best explana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CPC cadre can discuss anything and take any position in a debate and there will be no repercussions.

But once a decision is arrived at all must accept the decision and there must be no dissent. The decision is passed up to the next level where the whole process of internal struggle is done again. And so it goes up and up until it reaches the highest level responsible for the final decision and its implementation.

By that time everyone is aware of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issue and voting on the final decision is a matter of formality. A politburo member cannot just throw in a dissenting at the last minute view without providing compelling arguments. No filibusters allowed.

The Peoples Congress is no rubber stamp.

---Unquote.

 

The Economist: Democracy in action

Making sure that China’s supreme legislative body is toothless

Feb 25th 2010 | BEIJING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YAO LIFA, a primary schoolteacher who in 1998 became one of the first legislators in China to be elected without the back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wearily resigned to frequent summons by the police. As China’s rubber-stamp parliamen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prepares for its annual session from March 5th, jittery authorities are stepping up surveillance of Mr Yao and others they fear might use the occasion to air grievances about the party’s grip.

The cautious experiment with grassroots democracy that saw Mr Yao elected to his town’s legislature in the province of Hubei was all too brief. By the next poll in 2003, Mr Yao—by then lionised as a daring independent political voice even by some official newspapers—had no chance of winning again. A handful of other independent candidates did manage to gain seats that year in county and township “people’s congresses”. But in the following elections in 2006 and 2007, the authorities did all they could to stop them winning, from gerrymandering and vote-rigging to intimidation. Mr Yao says he was detained five times last year to keep him quiet during politically sensitive occasions, including the NPC session last March.

As usual, China is preparing for the upcoming parliamentary meeting with a propaganda blitz about the session’s importance as a conduit for public opinion. Online opinion polls seek votes on the topics of most interest at the meeting. Corruption, income disparities and soaring house prices rate highly. But internal directives suggest that in recent years the party has been keeping tight control on the legislature in an effort to minimise embarrassment to the party leadership.

That the party should worry at all may seem odd.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account for fewer than 6% of China’s people, but more than 70% of the 2,987 delegates appointed in 2008 for a five-year term to the NPC. In lower-level congresses, estimates one party researcher, the ratio is normally 60-70%, with more than half of the seats usually taken by “leading officials”. Nearly 9% of national legislators are members of the armed forces. A similar share are senior party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senior academics. Almost all delegates at every level, though nominally elected (either by lower-level congresses or by the public in the case of the lowest tiers), are in fact selected by the party. Voting is almost always a formality.

But the party does not leave it at that. It gives its hand-picked representatives a bit of leeway to moan about house prices, or even corruption. But it goes to extra lengths to make sure that important laws or leadership appointments are passed with a minimum of dissent. The national legislature is made up of 35 delegations. Two represent Hong Kong and Macau, where the party keeps its head down. But the rest have their own party cells whose job it is to ensure that members toe the line.

In 2008 leaders met party officials in the NPC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securing resounding endorsements for the party’s choices for top national posts. This included the re-election of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the prime minister, Wen Jiabao. Apparently to prevent critical comments from leaking to the press, the internal bulletins circulated among the delegations to keep them informed of each others’ discussions were banned from mentioning what delegates said about official appointments. Such comments were to be relayed directly to the party leadership. Until the voting, even the names of the officials up for election were to be kept secret. Since 2007 each delegation has had to name a secrecy officer to enforce such rules. That year foreign journalists were barred from any meeting taking place next to a room being visited by a senior leader. The party did not want leaders buttonholed.

Displays of discontent outside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where the NPC convenes are another cause for concern. The NPC received 227,000 petitions by aggrieved citizens in 2006, up from 100,000 in 2004. This prompted officials to order more strenuous efforts to keep petitioners from flocking to Beijing, and certainly well away from the meetings. Activists such as Mr Yao are targets. He says he was detained by police for more than an hour this month when he tried to visit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Beijing. His travails as a would-be legislator, the authorities clearly believe, are an internal affair, not for foreign ears.

谁是我的立法者？ 9村主任赴京提《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意见

刘涌 北京报道

 

"落魄的村官"，他们在信里这样称呼自己。

来自河北、河南、山东和山西 "现在或曾经是村主任"的9位村官，虽官小言轻，却决心在关系到他们自身的一项法律修订中发出自己的声音。2月25日两会前夕，他们齐聚北京，全国人大提 交了一份关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意见书。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旨在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发展农村基 层民主。自此之后，农村村民开始直接选举自己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一系列与民主有关的概念，开始走 向中国基层农村。

11年以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迎来了修改的契机。

2009年12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 议初次审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以下"修订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面对这次修改，几位农民直选的村官"感激涕零"，"唯恐 书面建议力度不达"，于是自发组织到了一起，冀用集体的力量把"最真实、最有现实意义的修订参考意见和盘托出"。

支书与主任之争

王 武从包里翻出来两本小册子，一个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一个是当地的实施办法。他在两本小册子上画了很多或直或弯的线，他说，每次选举的时候，都会仔细地读 上一读。

王武是河北省高阳县若干村主任中的一名，也是此次9个上京村主任的一员。他说，从2000年至今，自己已经在4届选举中当选村主 任。儿作为"两委"之一的村党支部书记，却在此期间换了数位。

村主任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王武头疼和困惑的一个问题。

"法 律里不是说村民自治，村党支部发挥支持和保障的作用吗？但党支部硬要直接管理、干预怎么办？"王武说，"这两者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法律里应该更具体明 确一些。"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说："要求明确村两委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使是这份草案里的支持、帮助等等都不是法律用语，比 较模糊，给干预村委会的工作提供了机会。"

"在我们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修订建议书当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 所长蔡定剑说。

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提交的这份建议书提到，专家建议将草案第四条中"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细化为 "支持和监督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

在王武看来，如果法律当中将两委的关系明确了，那么作为村主任的他，在履行职责或是受到不正当干预的时 候，获得了一块"挡箭牌"。

"我想当5年"

现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而向社会公布的修订草案沿袭了这一规定。

"有 这么个说法儿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王武笑着转过头，"叫'一年选，二年干，三年等等看'。"

这个说法的意思是说，第一年主要精力在竞选村 官，第二年履行村官的职责，到了第三年就要面临下一次选举了，于是什么活都不干了。

王武解释说，选举有时候真的要耗上一年时间，因为里面涉 及的利益、纠纷繁多而且复杂。另外，如果村官在任期的第二年被罢免了，剩下的那一年很难产生新村官，这一年就很有可能被"糊弄"过去。

在这 种情况下，延长村官的任期就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这其中也包括王武。

"我觉得应该将村官的任期从3年延长到5年。"王武说，"这样的 话，当选的村官还能踏踏实实地干上三年的时间。"

但不同的观点认为，任职长短关系到选举的周期，选举实际上是选民实施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

"我 很难理解为什么延长任期这种看法能够这么流行。作为一个村官到了第三年就什么事情都不干了，这显然不是一个称职的官员。"蔡定剑说，"况且，任期的重要作 用就是要时时提醒着在任者，他是受到选民监督的。这是民主的重要形式和保障。"

在王建勋看来，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当中，许多类似任期长短的 规定显得过于细节，实际上违背了村民自治的原则。

"法律当中还提到村民委员会应该由多少人组成，这其实完全可以由村民自己来决定。"王建勋 说，"我觉得，法律应该减少一些细节性的规定，这样能够给村民自治更大的空间。"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公开意见征集已经结束，修订法律在未来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几位来自基层的村主任的参与，则让这部法律多少添了些新鲜和期待。

河北涿州村民携炸药袭击村委会 已有13人受伤

　中新社保定一月三十一日电 (记者吕子豪)河北省涿州市官方最新通报，该市三十日发生的一村民携爆炸物袭击村委会事件确定十三人受伤。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伤者送医院救 治。

　　三十日十六时许，河北省涿州市林屯乡陈家屯村村委会发生爆炸，一张姓村民在参加村委会会议时点燃自带爆炸燃烧物引发爆炸并砍伤村委 会负责人，致现场十三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案件发生后，当地政府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组织人员对受伤村民家属进行安抚。

　　据当 地警方透露，该村民叫张洪田，在参加村委会春节前村务工作汇报会时，因对其患精神疾病的兄长护理补助问题产生争议，遂点燃随身携带的五十枚礼花弹及汽油而 产生爆炸，随后又用菜刀将村委会主任赵洪普头部砍伤，并对现场门窗进行封堵。案件中，赵洪普和女村民闫淑增重伤入院抢救。

　　三十一日上 午，记者驱车前往陈家屯村采访，在村口遭两村民横路阻拦，并强行带记者去村委会。但当记者进入该村委会院内时，一警员蛮横地将记者推出门外。

　 　据亲历爆炸现场的赵姓村民介绍，现场有二十六、七人，其中村民代表近十人，包括两名妇女代表。爆炸发生时，他正好去厕所侥幸躲过。当时听到有三次爆炸声 响，并看到一男性与会人员身上棉袄着火欲从窗口爬出，赵姓村民立即帮助其脱险并脱下其外衣。

　　涿州市官方通报称，案件正进一步调查中。

 

所谓的大学生村官白一彤：我给０９年工作打６０分

The so called colleague student- village head have passed it's one year term now. She marked herself a 90 score while we don't know how much is the full score for the villagers.

 

眼前的白一彤刘海齐额，眼睛明亮。如果不是和她聊天，你根本无法把她和村主任这个中国最基层的管理者联系起来。如果不是回高杰村当村主任，这个还没有满２０周岁的陕北姑娘，此刻应该正在从学校放寒假回家的路上。

　　和白一彤聊天时候，其父白岩林按照女儿的设想，给白一彤的小车上做了几副广告贴条刚拿回来。白一彤看后直接地批评父亲：一点美感都没有，要是能做得卡通点就更好了！

 

　　　　　　　　　　　　　　　最开心：环山路通了，红枣增收了

 

　　记　者：如今许多地方都流行官员给自己自评打分，你主政高杰村整整一年了，你给自己２００９年的工作打多少分？　

白一彤：（略有所思）６０分吧，也就是及格！

 

　　记　者：怎么这么低？我昨天去村里采访，听到大家伙对你还是挺满意的，说你去年给村里修了环山公路，修了戏楼，还申请来了大棚蔬菜项目，这些可是以前的村领导们都没有做到的。

　　白一彤：你说的这些项目大都是我竞选时承诺的，不过是兑现了而已。我之所以给自己打６０分，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在村务管理这方面还缺乏经验和技 巧，还没有完全学会如何和村民们打交道，如何把村子管理的比现在更好。比如对计划生育政策这方面还不是很懂，一切都是在摸索着去做！我希望能有机会去参加 一些相关的系统培训，比如现代村官培训。如果有这样机会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比去年做得更好！去年一年，我经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记　者：村里人如今都说你０９年最大的成绩是带领大家修通了环山公路，我听说修路也是你０９年当村官后带领大家干的第一件事，当时为什么把修路作为你的第一政绩？

　　白一彤：竞选前我回村里考察发现，我们高杰村的红枣资源是清涧县最好的村子之一，但村民们的收入却还不如其他村。　我们村的枣树大都在山坡上， 有的地方偏远陡峭得的毛驴都上不去，只能靠人爬上去采摘，然后用箩筐往下背，很不方便。我和许多村民交谈发现，他们每年的红枣只有一半能收回来变钱，其余 的一半都会烂在地里。

　　于是就对我乡亲们说，环山路修通了，大家的收入至少可以翻一倍。许多人都不说话。我一个堂哥背后告诉我说：大家都知道修路后收枣子方便，但修路要钱！而且不是小数目！

　　当选村长后我问我爸，你热爱高杰村不？其实我知道我爸他们对村子的感情在此前比我更深。我爸说当然爱了。我说我将来如果当了村官，第一件事就是要给村里修环山公路，到时候资金的任务就由你来解决。我爸当场就答应了！

 

　　记　者：你爸后来怎么解决的？给财政要的？还是找企业赞助的？

　　白一彤：都不是！我爸知道和他一样对我们村有感情的还有我伯父白延平，她是我们当地一家私人企业的董事长。我爸找到我伯父说了这事，我伯父说要 考虑一下。我随后又给我伯父打电话，我问他你热爱高杰村不？他说当然了，我说我要给村里修环山公路，你支持我　不？我伯父说当然支持啊！我说那你把修路的 钱给村里出了吧！我伯父在电话另外一头就笑了！她一笑，我就知道钱的问题解决了！后来他一共给了５０多万。

 

　　记　者：环山公路一共修了多久，去年秋天红枣成熟时功能体现出来没？

　　白一彤：路修了两个月，原来毛驴不能去的地方如今机动三轮车都能上去了，这也是去年秋天村里红枣获得大丰收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后来做过一个摸底，和前年相比，去年每家每户的红枣收入都有增加。这一点让我很开心！

 

　　　　　　　　　　　　　２　　最得意：修拦水大坝　建蔬菜大棚

 

　　记　者：帮助村民通过红枣产业治富，在这方面你还有啥想法？

　　白一彤：去年以来我一直在给许多商家推荐一个项目，来我们村办一个红枣酒厂。

　　去年的红枣虽然丰收了，也收回家了，但由于储藏技术能力有限，以前烂在树下的红枣如今部分又烂在家里了。如果村里有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红枣酒厂， 这个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我们村红枣资源富裕，后年有一条高速公路会从我们村旁边经过，到时候我们村到西安只需要３小时。所以我希望能有现代化的红 枣酒生产企业来我们村考察！我最近也见了几个客商，具体还正在谈。

 

　　记　者：在过去的２００９年里，你自己比较满意的、为村里做的"政绩"还有啥？

　　白一彤：我们村边的这条河叫无定河，是黄河的支流，每年除冬季外水量相当充沛，但水土流失也很严重。我在考察后提出，在村头的无定河上建两座水 坝。从眼前看是为了积水、解决大棚蔬菜的用水，也可以给村里旱季用水做后盾。从长远考虑，水坝可以拦截上游下来的泥沙，长期积累就会形成平整的水淤地，不 仅保持了水土的流失，而且可以改变我们村的小气候。如今两座水坝已基本建成。

 

　　记　者：你刚才说的大棚蔬菜，也是你２００９年工作的一个项目吗？

　　白一彤：我从小在城市长大吃饭离不开蔬菜，回到高杰村后发现许多人家都几乎很少吃菜，一问才知道除过经济的原因外，这里的人很少种菜，即使种了 也是很少的季节菜，一到冬天和开春时间，只有土豆吃。于是我想，如果我们在无定河畔建一个大棚蔬菜基地，不仅可以保证每家每户顿顿有新鲜蔬菜吃，剩余的菜 还可以卖钱啊！

　　我把这个想法和爸爸说了，并派他去外地考察。他考察回来后说可以做，于是在他的帮助下，经过我在榆林市和清涧县的奔波申请，两级政府给我们村拨付了１００个大棚的指标。我本来要申请３００个，想给给每户人家一个，但领导说１００个先试试，等成功了再给你们增加。

 

　　记　者：我昨天去村里，看到有几个棚子已经开始动工了。

　　白一彤：大棚蔬菜项目可谓是我的伤心事！我好心好意把项目争取了回来，上面也答应建一个棚子国家给２５０００元的补助，其余钱村民自己筹。但到 了实施的时候，大家伙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愿意第一个站出来"吃螃蟹"。有人甚至问我：一彤，我只想要补助不建棚子行不？我回了他一句：门都没有！

　　后来只有村民白加元一个人来报名，说他愿意认领１０个大棚，但自己没有钱。我说你来认领已经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我让我爸从我家拿了几万元给他，让他先动工。国家的补助要等验收结束后才能下来。

　　１００个大棚虽然只认领出去了１０个，但我相信师范作用回很大的。等白加元赚钱了，其他棚子就不愁没有村民来认领了！

 

　　　　　　　　　　　　　　最欣慰：办农学校受挫　改修戏楼广场

　　

　　记　者：你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对外宣布，说要在高杰村见一所"新型农民技术培训学校"，如今这学校好象并没有开课？

　　白一彤：可能是我把事情想的太简单了！我当村主任后给学校把地方都找好了，地址就在原来的村小学，农村学校撤并后这里一直闲置着。我们的村小学很有名字的，白姓家族里出的几位省委书记小时候都在这个学校里读过书。

　　我让我爸花了１万多块钱把小学翻修了一下。名字就叫"高杰村新型农民技术培训学校"。还聘请了原陕西省财经学校的李忠义老师任校长，又聘请了一批农业方面的专家、教授。但这时候有人告诉我，你的学校如果没有手续就属于"非法办学"……

　　于是我跑到县教育局，说我想办个农民技术培训的学校，手续怎么办？对方说你办的学校属于农业局管，去找农业局吧！于是我到农业局又去问如何才能 让学校不非法，农业局的人说学校的事情归教育局管。两家踢来踢都说不归自己管，后来农业局的人被我问烦了，干脆给我来了句：实在不行你去找规划局问。我傻 乎乎地跑去规划局问：人家说"这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这下我彻底没辙了！后来，李忠义老师又亲自去跑了一圈，还是没有人理。李老师在高杰村呆了两个月，很失望地回了西安。

 　

　　记　者：你认为你规划中的"新型农民技术培训学校"可以帮助农村解决什么问题？

　　白一彤：虽然学校在去年没办成，但我今年会继续在这方面努力做工作。因为经过这一年的工作实践，我认为学习对村民来说太重要了！尤其是修路、大 棚蔬菜等事情上，让我意识村民们必须转变思维、解放思想。只有让他们从思想上认识到技术的重要，认清楚自己，我们农村才有出路，才会有希望。

　　我规划中的这个学校还包括给外出打工者进行基本的礼仪培训。我经常听到有村民说，在城市里打工如何受白眼。我很想告诉他们，其实你们自己也存在着很多陋习和问题。而"新型农民技术培训学校"则至少可以帮助他们改变这些。

 

　　记　者：我到村里采访，听到许多老人都夸你好样的，看得出大家都很喜欢你！

　　白一彤：我们村修建戏楼时，村里的老人们可重视可开心了，他们每天都会拄着拐杖、拿着个小凳子坐一排在戏楼施工现场不远处"监工"。我就就喜欢坐在他们旁边，头枕着他们的腿，听他们讲村里的老事情。

　　我们村有"清涧第一村"的美誉，这里现存有一千年前烧制陶瓷的瓦窑，还有保存比较完整的军事防御古寨。高杰村在明清时代出过文武状元、举人，都 督。就高杰村这个名字也是乾隆皇帝御赐的，当年的风光可见一斑。近代，当年的中央警备三团就驻扎在我们村，毛主席东渡黄河前一夜就是在我们村住的。据《清 涧县志》记载，他的《沁园春・雪》就是在我们村写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开发旅游、做红色旅游等念头也就成为了我的一个设想。去年我们花２７万元给无定河畔一处古寨修了观光石阶，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将来这里不仅要发展红色革命旅游，还要发生红枣生态旅游。但都需要时间。

　

　　记　者：去年你上任时，好象没有提到过要给村里修戏楼，怎么后来突然又增加了这样一个项目。

　　白一彤：戏楼的确是我上任后临时加的一个项目。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修缮戏楼一直是村里老人们多年的心愿和想法，这一点我非常理解他们。另外去年春 节期间村里闹秧歌，半天找不到一块空地。于是我想，城里如今不是都兴建文化广场嘛，我们村也应该有自己的村民广场。两个原因合在一起，让我决定修戏楼，在 戏楼边修村民文化广场，广场占地５８亩，今年春节闹秧歌可有地方了！

　　修戏楼的资金是我大伯和我姑姑两个人凑了７８万。原本没有计划花这么多的，只是想在老戏楼的基础上修缮一下，但后来施工时发现地形比较复杂，原来的戏楼已经无法修缮了，于是就重新修建了一座新的。戏楼和广场修好后，村里的老人们可高兴了！

　

　　记　者：有村里的年轻给我说，你修戏楼主要是为了拉拢村里老人对你的支持，你怎么看他们的说法？

　　白一彤：我们村在革命年代有很多人都为革命付出了生命，如今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许多人当年都或多或少为革命做出过贡献。修一座戏楼是老人们多年的心愿，但由于财力问题一直没有实现。我今天不过是用我们家的钱帮助他们了了一个心愿。

　　我和村里老人的关系都很好的，他们许多人都是我的爷爷、甚至老爷辈。后面我还会继续为老人们再做一些事情，比如办一所敬老院。

 

　　　　　　　　　　　　　　　　　最想说：农村比我想象的复杂

 

　　记　者：你刚说你也请领导吃饭？

　　白一彤：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请吃喝酒了，一听到吃饭喝酒我就头大。但如今的基层要工作不这样就没办法开展，许多时候我就硬着头皮去吃。为了防止别人说我腐败，我经常用自己的钱买单，怎么样？我够廉洁的吧！

 

　　记　者：我记得去年有报道说，有村民反映说你不民主，比如说修戏楼没有通过招投标程序。是这样的吗？

　　白一彤：农村的民主有时候让我很无奈。他们说的也是事实，修建戏楼的确没有招投标。但事情情况是，修建戏楼是我们亲友赞助的钱。前期时由于钱没 有到位，你招标根本就没有建筑公司愿意垫资建，于是我说服了我的一个亲戚，让他先垫子开工，钱我们家随后给他，他才勉强答应。结果有村民就说我没有经过招 投标就把工程给了亲戚！

　　你说这样的情况下我能讲民主吗？我可以讲民主，也可以走招投标程序，但没有施工队来报名啊？我当时都差点被气哭了。

 

　　记　者：你们村有收入吗？去年的收支情况大家都很关心的。

　　白一彤：其他村怎么样我不知道，高杰村２００９年只有一项收入，土地承包款３万元。但实际情况是承包人只缴回来１万２千元。村里去年电路改造中给村民付劳务费大概有１万元，建水坝的设计费２６００元，两项就用完了！

 

　　记　者：去年你和你的家族给村里的这些搞基础设施建设一共花了多钱？

　　白一彤：我只负责立项和规划，具体工作和帐务由我爸负责实施。大概３００多万吧，已经付出去２００多万，剩余的会陆续结算

 

　　记　者：有村民说白一彤年纪不大，但脾气不小。听得出你还是很有威信的嘛！

　　白一彤：我是个直性子人，有时候给他们发脾气，是因为他们实在把我能气死。去年秋天我回学校参加一个考试。有村民给我打电话说，白一彤啊，村里 没水喝了，你赶快回来看看啊！我说没水了可能是管道哪里出问题了，你们先自己组织人去检查一下，看是那里的问题就修理。但就是没有人愿意去检查，而是成天 轮流给我打电话。我说当初埋管道的时候我还没回村，你们比我熟悉情况，你们自己想办法先处理，我正考试，但他们就不干，非要让我回去。

　　我没办法就给我爸打电话，让他从榆林赶回去处理。结果检查后才发现，是一个小孩子割羊草时镰刀尖把埋　　在地表的管子给割破了。我爸买材料花了 两块五毛钱就把问题给解决了，但他们宁愿等我半个月，就是没有人愿意自己动手。哪次我回村后上发了一次火，我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么懒的人！但话说出 来后我有点后悔了，怕打击面太广。

 

　　记　者：一年过去了，如何看待农村问题？

　　白一彤：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复杂，复杂得有时候让我都头疼。每个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都在算自己心里的小帐。我们去年修环山公路时，有一户人家 的五、六棵枣树挡住了修路。我去给他做工作让他自己砍掉，但他坚决不砍，让我们绕道修路。当时我还没有说啥，村民们就不答应了，一拥而上把几棵枣树给砍了 个净光。于是这个村民就到处对来村里采访的记者们诉说：白一彤滥砍森林……

　　还有一件事，去年夏天一场大雨山洪后，环山公路有好几处被冲成了大坑，我号召在家的劳动力一起去修路，但大家就是没有人出工。后来有人竟然悄悄问我：我们出工修路，谁付工钱？我当时被气得很无语！　

　　虽然很复杂，但工作还是要干的，我相信慢慢会好起来的。可能有个过程。也正是这个原因，更加坚定了我开办农民学校的想法。

 

　　　　　　　　　　　　　　　　谈明年：招商引资是头等大事

 

　　记　者：每次遇到这些头痛事，你一般都如何处理？

　　白一彤：慢慢摸索吧！去年为了鼓励村民用沼气做饭，我从县要回来２０套沼气灶具。３２０户人家要分２０套灶具，对我来说太有挑战性了。于是我开 会和村上领导商量定了个标准：家里沼气设施完善的可以给一台；家里有的就不给；结果后来发现，有的村民把柜子领回家并不做饭，只是当储藏柜用。

　　后来，榆林市农业局又给了我们村９０个太阳能热水器。我们这次的分配标准是：先给老人，尤其是子女不在家的老人；子女在家的，老人优先；家庭特 困、残疾人士优先。结果后来发现，一些父母把东西领回家后，却被儿女霸占使用。甚至有比我年长的年轻人质问我：你把太阳能给了我们家老人，我们用啥？

　　我们有个村干部，县城的亲戚给他送了一台太阳能热水器。结果有些村民就起哄说，县里又发下来一批太阳能，白一彤这次只分给了村干部。比这更荒唐的是，还有人跑来告诉我我：这个村干部有问题，他偷了谁谁家的太阳能热水器……

　　还有一个退休教师，他找到我问为什么不给他办低保。我说你不是有退休工资吗？他说退休工资是城里给我发的，我如今住在村子里，村里就应该给我发低保。

这些问题让我很头疼，我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当初回村的选择是个错！

 

　　记　者：听说你有时候也很强硬？

　　白一彤：不强硬没办法，都是环境逼出来的。去年低保的事情让许多年龄不够的村民对我很有意见，因为我秉公办事，他们想走后门都没办法。

　　后来我看县上给的名额太少，就多次找有关部门私下协调，又给村里要回了１０个名额。我这次干脆直接把１０个名额给了真正生活困难的１０个老人。 结果有村民质问我：你白一彤分配这１０个名额没有经过村民议事委员会。我很强硬地回敬他说：这１０个名额是我自己去要的，不是上面划拨的。

　　但话说回来，大多数村民还是讲道理的。

 

　　记　者：当村主任后，有村民找过你走后门吗？

　　白一彤：有啊，有个村民为了让我给他批庄基地，给我抱来一个西瓜。我说该给你办的事情你不送西瓜我也办，不能办的事情送一汽车西瓜都不办。后来西瓜我退给他了，因为他的申请合乎要求，我就给他批了。

 

 

　　记　者：如此经历丰富的一年，你哭过吗？伤心过吗？

　　白一彤：去年１２月底我回村里开会，听说一个村民生病了，我就和爸爸去他家看望他，结果在看望者家门外遇见了喝醉酒的村民白某，白某和我们要去 看望的人有矛盾，于是出语伤人，攻击我和爸爸。爸爸和村人出面劝阻，结果他借酒撒泼，挥拳打伤爸爸和另外一村民。这事情让我很伤心，爸爸是因为保护我而挨 的拳头！

 

　　记　者：在外界许多人眼里，你爸爸是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白一彤：外界对我爸爸的误解太多了。我经常批评我爸爸，让他要低调，但他一直比较高调。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爸爸在县城开了一家门诊，经常对没有钱的穷人免费救治。同学们为此都说我是白求恩的女儿，我听后特自豪。

　　其实爸爸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最大的优点是心软，乐善好施。我去年当村主任以来，我所做的许多重大决策和项目事情，很多都离不开他的帮助。他外出帮我考察项目，然后回来给我提意见和建议。他帮我筹集资金，许多时候都是亲自上阵。

　　曾经有媒体问我如何看待我是我爸爸"傀儡"的说法，我纠正说，我永远是决策者，爸爸是帮我跑腿的，他最多是我的助手。有人还问我，你们父女到底想从高杰村得到什么好处？我说你们看高接村的今天，有什么好处能让我们得？

　　我经常因为工作对爸爸发脾气。他说你怎么能对我发脾气呢？我就问他，你是村长还我是村长？爸爸笑了，我也笑了。他把我对他发脾气也就忘了。

 

　　记　者：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今年村里的工作上有什么新的举措和想法？

　　白一彤：红枣加工厂目前一共有１０家，但都不上规模。这方面招商力度今年要加大，还有红枣酒厂、节能炉厂都在谈判中。苦菜茶厂明年就可以见效益 了，应该是一个很不粗的开始。新型农民技术培训学校明年还要争取完善手续，村妇女活动室、团员活动室在春节前后必须完成。今年任务会比去年会更艰巨！

 

　　记　者：不是说万事开头难嘛？你为什么说今年会你去年更难？

　　白一彤：去年的发展离开不开我们家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在经济上。但今年我不想在这样了，因为家里的钱毕竟是有限的，这样会拖垮我的亲友。我今年要学着带领村民学会"造血"，今年招商引资是我们村的头等大事！所以希望社会各界对我本人和我们村能少围观、多支持！

 

　　记者：外界如今许多人都担心，担心你会不会在高杰村村主任的任上半途而废？离开或者辞职。

　　白一彤：除非村民们开会依法罢免我，否则我不会辞职的，更不会主动离开高杰村。我至少要把这一届（３年）干满，干完后再说后面的话，我相信三年后我会比现在更象一个村主任。